2003年夏天，电视里到处是带着口罩的“面具侠”，连广告都比平常更少了。远在海南出差的老妈半夜两点钟打来一个电话，说她不能按时回家了，还叮嘱我千万别感冒，哪哪哪又死了几个人。奶奶去超市一口气买了六瓶醋，说多吃醋可以预防传染，结果那星期全家人都吃得胃里翻酸水。虽然当时我才10岁，但是我知道这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都和一个“人”有关，它就是“非典”。

那时，所有人都在面临抉择。上班的人考虑要不要休假，上学的人考虑要不要休学。听说电影院暑期档的票价从五十降到十五，街上除了口罩、板蓝根和消毒液之外，其它商品都在打折。我也在考虑，不过我考虑的是要不要趁这个“人烟稀少”的机会，上街去转一转，到公园、广场、步行街、肯德基（如果还营业的话）这些平常人流量大的地方，至少这次不必再担心轮椅蹭到别人身上了。

1993年我出生在新疆博尔塔拉，那是一个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小地方。父亲曾经是一名旅游司机，每年大江南北四处奔波，母亲身兼数个公司的会计，地点相隔数百公里，每月有一半时间要花费在路上，而我自出生起就不能走路，原因不明。我常笑说，是我父母一生跑了太多的路，最后使我“无路可走”。

自从出生以来，我就被医生断定活不过五岁。每年春暖花开的时节，我都要到医院里住上一两个月，准时得就像一只迁徙的候鸟。住院的名目自然比一般人要丰富，什么肾结石、肾积水、胆囊炎、肺炎、肺部感染、心脏衰竭，它们就像徐志摩写下的诗句一样，“轻轻地走，又轻轻地来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”，只留下一张张的病危通知单。老妈有心，厚厚一沓纸被她用一根十厘米长的钉子钉在墙上，说这很有纪念意义。

六岁以前，我一直在全国各地看病。当同龄人还在上幼儿园时，我已经去过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大城市的医院里“参观旅游”，当同龄人嘴里嚼着两块五一包的干脆面时，我正体验着价值百万的医疗仪器在我身上四处游走。记得有一次是去河北石家庄，传说那里有一个能让人起死回生的气功大师，他成立了一个气功学校，校门口塑起一尊象牙白的石雕，形象是他自己坐在一朵莲花上闭目养神。一夜之间，几乎全国的病人都成了这间学校的学员，其中当然也包括我。

那座学校最大的奇观，就是每天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病患围在石雕前磕头烧香。虽然我从来没磕过，但是我奶奶曾替我磕过一次。后来每天磕头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人说：“离石雕越近，磕头就越灵验。”于是票贩子应运而生，离石雕越近的位置票价越贵。我奶奶不舍得花那钱，也就不再去了。

气功学校的住宿有限，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在学校周围租房子住。我最初也是如此，跟爷爷奶奶一起，租了当地人家里的一间卧室，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共用的。那院子住的基本上都是病患，屋里屋外都是人，尤其到了夏天，蚊子比老鼠还大，老鼠比蚊子还多，各种方言通过流动的热气混杂在一起，令人难以忍受。

那时候，我对人多的场合有一种抵触心理，也不像一般孩子那样爱凑热闹，经常是自己抱着一台破收音机，一个人坐在小院门前的一条小河边，朝河里丢石子。清冷的月光倒映在水面上，总能使人心底流过一丝微微的凉意。奶奶常说：“月圆的时候，许愿最灵。”可惜不是每天都有月圆。后来我偶然发现，用石子击碎水中的月亮，会有瞬间的月圆出现。于是我每次无聊的时候，就喜欢来河边扔石子，对着水中的月亮许愿。直到长大以后听见张惠妹那首《一想到你呀》中的歌词：“……丢一枚钱币等月儿圆。”我都会感到那么亲切。

离开夜晚的宁静和惬意，白天的日子总是备受折磨的。那时候，每天就是三件事：推拿、气功、针灸。去之前要先买票。推拿是一次七块钱，气功是一次五块钱，针灸是一次两块钱。而我一直都弄不明白，为什么明明技术含量要求更高的针灸，价格却要排在最后？

每天早上，气功房里都是人头攒动，你要不拿出“舍我其谁”的决心，玩儿命往里冲，最后“舍”在门外的就是你。所以排队的任务就落在我爷爷的身上。解放前，他曾经是国民党骑兵连的一名骑兵，他的口头禅就是：“骑兵下了马，也是骑兵。”

气功房里没有凳子，更别提床了，只有一张看起来十分突兀的台球桌摆在角落。我不能像别人那样站着，所以只能躺在台球桌上，看着一群人在对面喊着一些我听不懂的口号：“三三九六八一五，宇宙能量灌全身……”